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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家住房变迁记——(李振雷 区文联原副主席、省作协会员)

我于1958年的初春出生在博山白虎山下。那时,博山是淄博市政府所在地,父亲在市防疫站工作,母亲在市粮食局干杂活,一家三口居住在防疫站的集体宿舍里。印象中,低矮的平房一字型排开,每家一间。“大跃进”之年,父亲被单位安排到博山陶瓷厂下放支援一线生产。去后不久,父亲因劳动过度身体受伤,不能正常上班,休息治疗多年也未治愈。在国家“三年自然灾害”时期,我家的生活更是难以维持。父亲一方面响应国家“动员病弱职工返乡,为国家建设减轻负担”的号召,另一方面惦记着老家祖上留下的那点山岭薄地,在“七级工八级工,不如农民一沟葱”的思想影响下,于1962年3月退职,带着母亲和我返回东南山区的老家——太河镇东等村。

刚回老家时,我家可真正是“上无片瓦,下无插针之地”。爷爷奶奶过世的早,父亲两三岁时就成了孤儿,自幼衣不蔽体食不果腹,常年在外讨食度日。新中国成立前夕,父亲参加革命工作。不料工作十几年后,身体受伤又轮回到原始的乡下生活。

爷爷住过的房子,我没见过整体啥模样,但从遗留在山岭上的残垣断壁,就能想象出那两间分居南北两面、不过二十平方米的石墙草房是多么的简陋,一个九口之家住在那么窄小的房子里是多么得拥挤啊!我们刚回乡村时,借住在别人家的一个做饭棚里,这个棚子是在两个房子之间的空隙处搭建的,棚内的地面一头大一头小,呈梯形状。四个墙面没有窗户,只有一个关不严的门。最难过的是下雨天,外面大下时,里面小下,外面不下了,里面还下。母亲把家里的大盆小碗都摆开,接那漏下的黑乎乎的雨水,不停得将接满的黑水往棚外倒。不到五岁的我,一会儿畏缩在母亲的怀里,一会儿躲在不漏雨的墙角处,不停地喊,妈妈,妈妈,啥时候晴天啊!

熬过了半年多,进入秋天,父亲忙活着盖房子。他满山坡上找石块,一担一担的挑来,木料柴草不够就到邻居家去借。建房地点选在与爷爷房子隔着一道山沟的另一座有邻居的半山腰上——乡民们称那个地方叫古都岭。这个地基虽不大,可是用命换来的。父亲说,他小时不记事,听村里老人讲,我大伯结婚生子后,想和爷爷奶奶分开住,就用那年收入粮食的一大半换了两小间南屋,外带一个棚子,与北屋邻居一个院子。可“买”成了这房子还没来得及住,就遭遇“春荒”之年,大伯因饥饿生病不治身亡,大娘无奈改嫁他人,一个不到十岁的儿子流浪到陈家井村偷吃人家的食物时被活活打死,小女儿被别人贩卖于他乡,不知下落。

听父母说,刚返乡盖那个房子时,家里太困难了,是庄里乡亲来帮忙盖起来的,因离村庄远点,都是自带午饭(煎饼或窝窝头)来干活,我家只是给大伙烧点开水。东家来帮一天,西家来帮两天的,才盖起了两间房子。去年我在处理父母遗物时,发现了一个发黄的纸条,上面记满了人名和帮忙的天数。一共有35人,帮忙36.5天。上面还记载着“借李元柏箔壹领高3.5尺,长4.4尺。”这说明父亲还是挺细心的。现在这些帮忙的人,近90%的人已过世,但这张黑黄的纸条仍在,我们也永远铭记那些人的恩德。

那两间石墙草顶房,也不足二十平方米,我们一家七口人,挤在里面住了二十多年。现在已无人居住,久年失修,房顶塌陷,面目全非。住在那半山腰上,离村庄足有二里多路,各方面生活极为不便,尤其是挑水运柴等,比山下人要多付出好几倍的劳动。小时候没有多么长远的目标和理想,只是盼望着能在山下村庄里边能有几间自己的房屋,那样生活居住可以方便些。再有点非分之想的话,就是当兵或当个工人,离开山村,去住那“楼上楼下,电灯电话”的集体宿舍,在心里想想就觉得挺美。

改革开放之初,高考招生恢复考试,我幸运地考入淄博师范,脱离了山村。1979年,村委考虑到我家人口多,我也到了结婚年龄,就研究批准,在村子的南侧,划分给二分四厘宅基地。历时四年时间,我家分两期施工,盖起了三间还算敞亮的砖起垛子的草顶房子。2002年我又将其房顶换成了红色缸瓦,还在房子的南头加盖了一座小二层。这房子虽是为我而建,但我回去住得不多。母亲健在时和二妹妹在这房子里住了多年,比在山上住方便省力多了。

我师范毕业后,分配在龙泉中心学校工作,一直到结婚生孩子了,还是住单位的职工宿舍。从龙泉到淄川,搬了七次“家”,还多亏了没有像样的家俱,床是用集体的单人床拼的,桌子是学校的办公桌。将铺盖一捆,锅碗瓢盆一摞合,不用兴师动众,自己就能搬“家”。

1992年,区政府在吉祥路原前进印刷厂北面建起一座四层的职工宿舍楼,区妇联为我爱人争取到一个分房名额,于1993年春天分给了我们一套约70平方的房子。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住上了带厨房、阳台、卫生间的住房,过起了城里人的生活,感到无比幸福。

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,国民经济迅速发展,各单位时兴集资建房。1994年爱人调入区委组织部时,正遇上单位职工选房子的尾声,赶了个末班车,要了个五层。楼层虽高了点,但面积近百平方米,比原来的大了不少,既宽敞又明亮,还有了集中供暖,即使在寒冬腊月,室内也温暖如春。1998年,国家推行住房制度改革,我们的房子也随之进行了房改。从此,我们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属于自己的私有住房。

进入新世纪的2003年,我所在的淄川广播电视局,为改善职工住房条件,集体出面、个人出资,从杏花小区由天一建设有限公司开发的商品楼中,团购了两座共60户住宅楼。我选了一套三层140平方的大户型,2005年乔迁入住至今。

最近,我们又从后来社区购买了一套带电梯的高层住房。主要是看中了小区周围的绿化环境。特别是近几年,区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,将古老的般河治理得美如公园、风景如画。

我家的住房,是随着时代的进步、国家的发展而变化的,一代比一代大,一套比一套好。从我家住房的变迁,可以折射出祖国从弱到强的发展轨迹。与旧中国比,新旧两重天;与改革开放前比,不但是数量上的加速度膨胀,而且是质量上的巨大提升!(李振雷  区文联原副主席、省作协会员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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